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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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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律师
当我们身处刑事案件中时，作为被告我们可能没有多大的胜算打赢这场官司，特别是当原告证据确凿，条理清晰的时候，那么检察院方可能对我们最好的是劝其认罪，还可以减轻处罚，检察院劝认罪其实是一种认罪协商制度，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认罪协商为刑事程序中被告与检察官所达成的一种协议。透过认罪协商机制，使被告有机会选择遭到起诉的罪名，通常会较原先所受的指控为低，亦即所谓的“控诉协商”;亦或是以相同的罪名起诉，但是得以获得较原先所可能遭到求处的刑期为低之刑期，亦即所谓的“量刑协商”。借由认罪协商的机制，被告可以避免以原先被指控较为严重的罪名在法庭上遭到定罪的风险。
一、认罪协商的内容
1、刑期交换如果是被告人提出认罪协商的，被告人要求检察院或检察官向法院为较轻刑期的具体求刑，被告人则承诺向法院声明认罪;如果是检察院或检察官提出认罪协商的，即会要求被告人向法院声明认罪，条件则是向法院提出一个对被告人有利的刑期，或不会向法院请求判处法定最高刑，或承诺放弃检察官的具体求刑权，由法院任意决定。当然，无论何方提出认罪协商，都不影响认罪协商的实施，但相对方必须同意协商，否则，即依正常的法定诉讼程序为之。2、罪数交换即检察院或检察官在起诉状中起诉被告人犯有数罪的情形下，如果被告人提出认罪协商，即会向检察院或检察官作出承认其中一罪或数罪的认罪，而要求检察院或检察官向法院作出驳回其余罪数的请求;如果是检察院或检察官提出认罪协商的，要求被告人同意就其起诉数罪中的一罪或数罪认罪，而请求法院驳回其余罪数。例如，检察院或检察官起诉被告人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协商后被告人就贪污罪进行认罪，而检察院或检察官则请求法院驳回其余两项指控。3、情节交换即起诉状中起诉被告人犯罪有从重处罚、加重处罚情节，对被告人而言，通过协商，即有机会得到比较轻的刑罚处罚，避免有从重处罚或加重处罚，特别是在转化型犯罪中，如盗窃转化为抢劫、抢夺转化为抢劫、挪用公款转化为贪污、故意伤害转化为故意杀人等，如果被告人提出协商认罪，要求检察院或检察官向法院表示放弃从重处罚、加重处罚情节的诉求;如果检察院或检察官提出协商，可能要求被告人承认其中情节较轻的罪状，检察官则会放弃起诉情节较重的罪状，这种情形下，都可能会成立情节交换型的认罪协商。
二、法律中的认罪协商
我国《刑事诉讼法》是否要规定认罪协商制度，这一方面取决于前述认罪协商理论是否得到立法认同，另一方面取决于我国司法实践有没有认罪协商的需要。“实践出真知”，只有司法实践需要认罪协商，其制度才有市场。不可否认，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着认罪协商的部分内容。例如，认罪态度好或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投案自首制度、立功制度等，常常成为减轻刑事处罚的意定或法定理由，特别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得司法实践中一些犯罪甚至是严重的犯罪被“从宽”处理。从司法实践看，认罪协商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已实行并客观存在着。例如，交通肇事罪，如果被告人能充分或很快赔偿受害人，当事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法院就会以“法定的”理由判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检察院也会以一些自认为是“恰当的”理由不予起诉，公安局也会找出“充足的”理由撤销案件。其他还有盗窃案、伤害案、贪污案、挪用公款案、强奸案等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也有认罪协商处理的情形。这些不是“认罪协商”制度下的“认罪协商”案件，只要当事人不申诉，案件就会“弹出”司法程序，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自然也不会“没事找事”提出抗诉或进行立案监督。所以，认罪协商制度在我国是有其存在的市场的，司法实践也需要认罪协商制度。所以，根据以上全文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检察院劝认罪其实是为了被告着想而建议的最好的处理方式，这样可以让当事人充分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法院方面也可以从轻发落，俗话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也是代表着认罪协商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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